1951年，地主徐斐章被判死刑，他已经绝望，谁知正准备行刑时，地委书记突然派人送来一封信：“徐斐章于革命有功，枪下留人！”
1951年10月，安徽省宿松县东门外的五里墩刑场。
地主徐斐章被两名民兵押着，走到刑场中央，准备执行枪决。
正当县长收起怀表，举起右手，准备下达开枪的命令。
就在这时，一辆吉普车从远处开来，停在刑场外围。车门推开，一名通讯员跳下车，手里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，拨开人群冲进警戒线。
“等一下，停止行刑！”通讯员大喊。
通讯员跑到县长面前，递上信封：“湖北大冶地委发来的加急公函！”
县长接过信封，撕开封口，抽出信纸。信纸下方的落款是：中共湖北大冶地委书记，张体学。
信上的内容只有一句话：“徐斐章在解放战争时期掩护过我党高级干部，于革命有功，枪下留人！”
县长看完信，转头对行刑的民兵挥手：“把枪放下，给人松绑，带回县政府！”
两名民兵走上前，解开徐斐章背后的麻绳，把他从地上拉了起来。
事情的起因，发生在五年前。
1946年6月，中原突围爆发。时任鄂东独立第二旅政委的张体学与旅长吴诚忠，率领部队掩护主力撤退。
在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围剿下，独立第二旅被打散，张体学身边只剩下战友赵幸初。
两人一路躲避国民党军队的搜捕，向鄂皖交界处撤退。
走到安徽宿松县境内时，天色已黑。
赵幸初停下脚步，对张体学说：“政委，我哥哥帅启明在这里有个拜把子兄弟叫徐斐章，是个地主，我们可以去他那里躲一躲。”
张体学问：“可靠吗？”
赵幸初回答：“我哥哥说他讲江湖义气，可以试一试。”
张体学点头：“走，去敲门。”
深夜，两人摸到徐斐章的家门前。
赵幸初走上前，抓住门环，敲了三下。
过了一会儿，门房打开一条门缝，提着灯笼照了照两人，问：“什么人？”
赵幸初说：“我是帅启明的弟弟，找徐老板有急事。”
几分钟后，徐斐章披着一件长衫，手里拿着一根旱烟袋，站在门后。
他打量了一下张体学和赵幸初破烂的衣着，侧过身子：“进来说话。”
徐斐章把两人带到堂屋，点上煤油灯。
张体学看着徐斐章，直接说明了身份：“我们是新四军。部队被打散了，国民党在后面追，想在你这里借住几天。”
当时，国民党在当地实行“五家连坐”制度。谁家窝藏共产党，周围五家都要被枪毙。
徐斐章想了一会，对两人是：“你们既然是帅大哥介绍来的，这个忙我帮。你们安心住下，外面的事情我来应付。”
第二天一早，徐斐章叫来管家，吩咐道：“把大门关上，在门外挂上牌子，就说我得了重病，不见任何人。家里的人，谁也不准出门。”
徐斐章把张体学和赵幸初安排在后院的一间堆放杂物的柴房里。
每天中午和晚上，徐斐章亲自端着托盘，把饭菜送到柴房。
第三天下午，国民党的搜山队进了村子。
带队的军官认识徐斐章，知道他在当地有钱有势，和县里的官员也有交情。
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对士兵挥手：“这家不用搜了，去下一家。”
张体学和赵幸初在徐家后院躲了半个月，两人的体力逐渐恢复。
半个月后，外面的风声稍微松了一些。
张体学对徐斐章说：“徐老板，我们不能一直待在这里，得想办法过江，去找大部队。”
徐斐章点头：“现在外面到处是关卡，没有证件寸步难行。你们在屋里等着，我去给你们弄。”
徐斐章换上出门的衣服，带上大洋，找到当时乡政府里的一个熟人。
他把大洋推到熟人面前，说：“我家里有两个远房亲戚，要回老家，你给开两张路条。”
熟人收下大洋，拿出两张空白的“良民证”和通行路条，盖上乡政府的大印，递给徐斐章。
回到家，徐斐章把证件和路条交给张体学，又拿出十块大洋，塞进张体学的口袋：“这是路费。”
当天夜里，徐斐章提着灯笼，亲自带路，把他们送出宿松县境，指明了去江边的方向。
张体学握住徐斐章的手，说：“徐老板，救命之恩，日后必报。”
两人拿着徐斐章搞来的证件，顺利通过了国民党的几道关卡，最终找到了游击队。
1951年，徐斐章因为地主身份，被当地政府抓捕，判处死刑。
徐斐章在看守所里，找到一名看守。他把身上仅有的一块怀表塞给看守，托他给远在湖北的赵幸初写了一封信，说明了自己的处境。
信件几经辗转，送到了赵幸初手里。
赵幸初看完信，立刻拿着信跑到大冶地委，找到了已经担任地委书记的张体学。
张体学看完信，立刻叫来秘书，口述了一份加急公函，盖上地委的公章。
他对通讯员说：“你马上坐车去安徽宿松县，把这封信亲手交给县长。告诉他，徐斐章救过我们的命，对革命有功，决不能杀！”
通讯员拿着信，连夜赶往安徽宿松县。
终于在行刑前的最后一刻，赶到了五里墩刑场，拦下了行刑的子弹。
宿松县政府接到张体学的公函后，派人核实了当年的情况。
确认无误后，县政府撤销了徐斐章的死刑判决，将他无罪释放。
后来，当地政府还给徐斐章安排了工作，保障了他的晚年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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