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4年8月初，北京闷热。刚从五七干校结束产假不久的李讷抱着襁褓里的男婴，站在中南海西门前，汗水沿鬓角往下滴，旧衬衫被奶渍浸成深色。
军车缓缓驶进紫墙红门，警卫员认出她，立正敬礼。熟悉的石径、梧桐、灰瓦，一切如旧，唯独人心境不同。她低头看怀中的孩子，心里又急又慌。
自1972年返回干校后，她已两年没当面见到父亲。其间结婚、离婚、分娩，一连串波折像山洪，冲得人晕头转向。信件来往零落，不足以交代全部细节。
上午十点，主席坐在游泳池旁的竹椅上休息。白内障让他的世界蒙着一层雾，身边人声脚步都似隔着棉絮。得知女儿到了，他摘下墨镜，微微探身。
“娃娃可算回来了。”一句话吐出，带着微喘。李讷赶忙放下包被，半跪在父亲面前。老人眯眼辨认无果，手掌伸来，在她脸颊上一寸寸摸索。
“大娃娃的脸瘦了。”声音低缓，像怕惊碎了脆弱的空气。李讷鼻尖发酸，强提精神说道：“爸爸，我们出去散散步。”
花园里蝉鸣不歇，丁香早已凋零，残香却还在。李讷推着轮椅沿长廊慢慢走，扼要说起干校的劳动、孩子的降生、婚姻的终结，只是把苦涩省略。
老人静静听，偶尔点头。走到北长街的小桥，他忽然提到长征后重逢贺子珍时的情景：“那时也觉得她瘦，战争让人没法不瘦。”一句随口而出的慨叹，胜过万语。
回屋后，保育员将小家伙递给老人。孩子瞪着黑亮的眼，胡乱挥着小拳头。老人把面颊贴近，像用体温记住外孙的模样。墙上的老钟滴答作响，空气里弥漫着米汤味。
简单的午餐端上来：玉米粥、酱瓜、两片馒头。李讷急需热量，却只匆匆吞几口，专心照料父亲。不得不说，那刻她忽然明白，自己终究还是他的孩子。
饭后，秘书张耀祠递来牛皮纸信封，三千元现金与一张五千元存单。老人吩咐：“娃娃先用着。”他神情平静，却掩不住眉宇间的疲惫。
当天下午北京突降雷阵雨。送别时雨帘如线，父亲抬手似要再摸女儿脸，却半空停顿。李讷踏进车门前回望，只见他倚着门框，白发被风吹得凌乱。
重返干校后，她白天在田里弯腰拔草，夜里抱着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做笔记——那是父亲当年寄来的婚礼礼物，暗示她别丢下读书。孩子啼哭时，总被温柔地安抚好，再轻手轻脚翻开被撕角的书页。
1976年初春，经介绍，李讷认识了同样经历过婚姻挫折的。两人都有孩子，也都心里带伤，反而一见如故。共同话题从如何哄孩子到如何读书，很快升温。
1984年，他们领到红本。那天，李讷把那套旧书一起带去民政局，算是让父亲“到场”。她没大声宣誓，只在心里对那模糊的身影轻轻说了一句：这回，女儿会好好过。
多年后，有人问她，记忆里最深刻的瞬间是什么。她没有直接回答，只是用指尖轻抚自己脸颊。那儿仿佛仍留着一双粗糙却温暖的手掌温度——那是1974年的午后，父亲用触觉替代目光，告诉她“脸瘦了”的那一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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